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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道与霸道、在德治与力治的关系上，两极的对立性被他十分鲜明地摆出来：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

【13】程颐在回信中，认为《西铭》阐明了「理一分殊」的道理，没有弊病。」（五代．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三十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页280-281。

另一方面，华严宗的体、用可以相互摄取，法藏即有「用即体」「体即用」之论，而程颐的体、用是上下一贯的，不存在相互摄取的可能。7.管道中，《二程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37），页35。不过需要指出，既然「体用一源」的命题与此条语录思路相通，那么理和象也就应该依循「自根本至枝叶，皆是一贯」这条原则。「寂然不动」既指涉超然层面，就不会与「感而遂通」构成动静关系，也不构成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理虽一味，恒自随缘，是故体即用也，如举大海以明百川。

30.程颢、程颐，《二程集》，页153。例如程颐注〈坤〉时曾说：「干之用，阳之为也。士大夫不结党营私，都通达奉公，是古之士大夫也。

周公反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盐铁会议之后，继位的汉宣帝被称为中兴之主，但当他看到懦弱的太子崇尚儒学，于是发出了那段著名的霸王道杂之的议论。（《后汉书·崔寔传》）刘向对此的理解也没有超出先秦儒家的地方，他说：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

二、汉政与霸王道杂之的形成过程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西周本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后来纯任德教，王室衰微，诸侯坐大，于是而有礼崩乐坏，春秋争霸，乃至战国七雄，天下大乱。唐高宗李治问令孤德：何者为王道、霸道?又孰为先?德棻对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

鲁国曾是商朝旧都庵，周武王封其弟周公旦于此。总之，从思想发展的逻辑上讲，王霸之辩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但到最后，他又话锋一转，明确指出：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但如果把王道与霸功相比，桓谭还是认为前者优于后者：王道纯粹，其德如彼。

因此，这一政治文化的模式就在政治、法律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连接部位起着一种支撑和稳定作用。在他那里，儒为外饰，法为内行。在运用人才方面，太公举贤尚功，任人唯贤。……[3]今天学者对此理解也颇不同，一般最通行的就是以为霸道指法家，王道指儒家，霸王杂之就是法儒合流或儒法结合。

（《前汉孝元皇帝纪》卷第23）崔寔更明确地指出：量力度德，《春秋》之义。尽管在这个时代也偶然出现过个别在某些问题上敢于向封建正统思想挑战的异端，但缺乏可以依靠的力量与经济环境，其作用和影响都很有限。

昭帝即位继续坚持武帝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以完成武帝未竟的事业为己任。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无以，则王乎？（《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的意识里，从三王到五霸，到他所目睹的诸侯和大夫，这既是力和霸无限膨胀的过程，也是历史严重退化的象征，历史完全是一个从德到力的退化过程。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汉书·地理志下》：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王道与霸道一开始并不对立。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王与霸、礼与法、德与刑是双双对应的，相反相成，结构为一体，而王霸是涵盖礼法、德刑的。而齐则因俗简化，不是全盘照搬周的礼乐文化，形成了开放、务实的精神。

释契嵩《镡津文集》卷六《问霸》：汉氏曰：‘吾家杂之王霸而天下治，暂厚而终薄，少让而多诤。……至于宣帝，则又伯之下者，威(桓)、文之罪人也。

汉武帝在统治方略上是王霸并用。到了战国末期的荀子时代，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奉行霸道的诸侯，虽然未能转变成为推行王道的圣君，但他们已经成为举足轻重而不可忽视的力量。

春秋时期，尽管王道衰微，诸侯争霸，而管仲、子产还能礼法合用，尊王攘夷就是当时标示王霸共存的一个口号，起过一定的实际作用，即对华夏共同体起过凝聚的作用，也对王道的急剧衰微提供过延缓的作用。儒家的两点论无法家一点论的配合又落不到实处，是悬空的。《诗》《书》与法律，实即指儒家与法家而言。(《孟子·公孙丑上》)这样，通过王道与霸道、德治与力治关系的论证，孟子将霸、王作为两条对比鲜明的政治方略和统一天下的途径提了出来。

例如在宋明理学那里，尽管使儒学思想发生了自先秦、秦汉以降史无前例的变化，创造了截然不同新儒学体系，但对这个政治文化模式几乎没有什么触动，非但如此，他们还从义理上进行了更深入的论证。宣帝不仅十分精当地概括了西汉政治的基本思路，而且在政治实践中也自觉地奉行这一汉家制度，实现霸道与王道的配合。

而这种借用又不是绝对一一对应的，虽不能说王、礼、德就绝对是儒家的、而霸、法、刑又确乎可以说完全是法家的。当齐宣王问齐桓、晋文称霸的事迹时，孟子很不客气地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

必要的紧张正是为了通过调节维持新的平衡，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形成超稳定结构的核心秘密。《礼记·乐记》（又见《史记·乐书》及《汉书·礼乐志》）：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

这些不同层次的问题的分歧和争议往往均以儒家的德治、仁政和法家的严明赏罚，法不阿贵等为依据，基本上不曾越出，也不可能越出封建正统意识形态的范围，在政治学、法理学上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西汉王朝一建立，就注意吸收这方面的经验。这就提出了以儒法思想为主进行政治文化整合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模式。夫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威之不变而后胁之，胁之不变而后刑之。

班固在《汉书·汉武帝》中这样评价，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既是他所器重的董仲舒、公孙弘、兒宽，虽为儒者，但也是因为他们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所以，天子器之。

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礼乐刑政的产生，虽然出于东周动乱社会的要求和儒家政治实践的积极主动，但礼乐政刑的系统一旦形成，由于礼、乐、政、刑四者可以相互转换，圆转不穷，也可以多元共存，四达而不悖，系统内部具有很强的自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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